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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大学成立于什么时候，成立于哪一年，我该如何了解深圳大学发展历程？

 

深圳大学成立年份：

深圳大学是经国务院批准，由深圳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全日制综合性大学。1983年成立，学校坐落南山半岛，面临后海，遥对香港。占地1.44平方公里。现拥有文学、理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和教育学等8个学科门类的本科专业56个，硕士学位一级学科点3个、二级学科点66个，工程专业硕士培养领域2个，博士学位学科点3个（其中一级学科点1个）。由于校园种植着大量的荔枝树，所以学校的又被称为“荔园”。校园风景极其漂亮，被称为中国最漂亮的十所校园之一。

 

深圳大学发展历程：

“我给你地、给你钱，你给我人才”

 

经济观察报：1983年初，广东省一些老教育家和深圳特区的部分领导，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当年5月国务院就正式批准，7月招生，8月录取，9月27日宣告深圳大学正式建立，并开学上课。那一年您从北京来到深圳，至今已经有26年了。

 

罗征启：创办特区大学，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名校抽调了一批名师担任系主任。第一任校长是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先生，他是学术泰斗，当时已近古稀了。我那时才不到50岁，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也奉调来深圳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记得我跟清华大学一位老先生告别时，他说，我们清华调个人去，就你不合适，也就你合适。说你合适，因为你是广东人，又年轻，有能力，名望又很高，你去合适。说你不合适，深圳那个地方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你这个人又是红旗下长大的，没见过这个情况，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到那儿你怎么办？

 

经济观察报：你来到深圳后又是什么感受？

 

罗征启：我到深圳一看，那种热火朝天的干劲让我很感动。我登上当时最高的国商大厦，22层，有一个香港记者问我，你有什么感受？我说，我来的时候有一位老同志跟我说，深圳比资本主义还资本主义。我到深圳来看了以后非常感动，我觉得全中国社会主义因素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想啊？我说，建设速度那么快，难道是资本主义啊？难道资本主义应该快，社会主义应该像蜗牛，只能慢？！他们就给我鼓掌。

 

经济观察报：深圳大学的建设也体现了“深圳速度”和“深圳精神”。

 

罗征启：确实如此。从提议创办深圳大学到正式招生开课，只用了半年多时间。来深圳我特别高兴，因为我是学建筑的，而深圳大学刚开始要建校，只有一块空地。当时的市长和市委书记梁湘同志指着地图上的一小块告诉我：“这里有一平方公里的土地，交给你们了，你们好好规划一下，看看要多少钱。我们还很穷，请尽量节省，注意实事求是，我们决心贷款来搞教育。这个决心下定了，卖掉裤子也要把大学建起来！我们拿出钱，拨出地，请你们给我们生产人才，人才！”梁湘因病住院时我带了几个深大的老师、同学去看望。他很高兴地说：“你们还想着我呀！”我说：“你卖掉裤子建深大，深大师生感谢你。我们来看看，你有没有裤子穿。”他爽朗地哈哈大笑。

 

经济观察报：像梁湘这样的领导真不多见。

 

罗征启：没有了。现在还有些人找我，到他们的开发区建学校、建企业，我说我不行了，就算你给我的是空地，我现在也做不了，因为没有梁湘这样的领导了。

 

虽然当时市财政收入每年仅1亿多元，深圳市政府却毅然计划拨款5000万元建设深大——原广东省、深圳市给中央的报告是拨款5000万元搞深大的基建——但这明显仍是不够的。我到任以后立刻修改了计划，三期工程共建23万平方米，经深圳市批准计划用1亿元。后来三期工程高速度、高质量完成只用了1.3亿元，包括当时被评为全国教育建筑最高奖的校园园林规划，一个有1620个座位的演会中心，一个当时认为是高校最好的图书馆。甚至还建成一座微型的原子堆。有人说，深大建设速度快，创出了“深圳速度”，其实，平均造价不到600元/平方米，也堪称奇迹。记得当时梁湘握着我的手说，老罗，我没上过大学，我不知道什么叫大学，我只知道人才。这块地就交给你了，你做主。他放权到什么程度？到深圳大学来的户口由我签字，送公安局备案就行了。到1986年的时候，我把这个权交回去了，因为谁都知道我可以批户口，全来找我，包括领导的孩子、亲戚都来找我，我受不了了。一次有人拿着梁湘的条子来找我，我换个房间打电话找梁湘，他连说好几个对不起，说是老同事、老领导下来找他，实在没有办法才写个条子，或叫秘书打个电话推给你，你帮我应付一下。他说，咱们约好了，以后我要是真有困难要你解决，我会亲自找你面谈，而且面谈也不一定给予解决，只要不是我亲自找你面谈的事情，写条子之类全都是为了应付的。你别当回事，可以解决就解决，不解决一点都没有关系。深圳市的领导同志全都照此办理。他最后说，“老罗，这样行吗？”你说，这样的领导现在哪找去啊。

 

“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

 

经济观察报：如何建设大学校园，是你们当年面临的第一课题。

 

罗征启：当时一片荒芜，一个小秃山和横着几条沟壑的破碎地形，板结的风化砂岩土地，连野草都长不好。到底应该怎么规划？那时大学建设重物不重人，人的地位往往不如桌椅板凳，不如仪器设备。例如，图书馆的书库很大，但阅览室却相对小，而且实际成了自习室，学生要发证抢占座位，才能找到个自己的地方。我们决心让新的校园规划有机会为师生员工创造一个优美的环境，使学校成为人们交流思想的场所。我同意一个纽约大学校长C·V·纽萨（Carrole·V.Newsom）说的：“大学的精神是建基在给人一个一起思考的地方这唯一的一点上，……在一起思考是一个相互刺激与反应的过程，经由这个过程，我们的心智就会变得更加清晰。”

 

经济观察报：在一起思考，就要有一个环境。缺少空间，会使人产生抢占必要空间的矛盾，而不可能乐于共同交流思想。

 

罗征启：我们确定了规划设计的服务对象是人这一基本原则以后，教学科研设施和生活设施的比例就产生了变化。师生员工的生活、工作条件、教学科研的空间显然优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空间和工作空间是统一的，是为人服务的，可以相辅相成，可以互换。宿舍既是不同系科学生的栖身之所，又是自学和互相研讨学问的地方，由于空间的充裕，必要时还可以互让。学生宿舍空间充裕了，图书馆的压力减小了。当时学生宿舍造价每平方米200元，图书馆是1000元。又如按教育部的规定，4000—5000在校生要8个500人的食堂，但当时大学食堂每顿饭只开半小时不到，我们规定食堂开12个小时，这样三个食堂就足够了。节约成本应该以人为本算大账。

 

经济观察报：你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话，“高等学校建筑群的心脏应该是图书馆，而不是党政领导的办公楼”。

 

罗征启：这是理所当然的。在校园规划中，深大的图书馆既处于全校地段的中心，又处于最高的一块坡地上，体量最大，高度最高，吞吐人流最多，是师生求知、商磋、研讨学问的中心。我们要求图书馆全部开架，开放到晚上12点，全年开放365天。很多师生直至午夜闭馆时才离去，明显地起到了“心脏”的作用。我们还提出，学校的主体是学生。学校的所有部门都是为培养学生服务的，我们服务工作的所有终端都应通向学生。学生生活区与教学行政区距离较近，让学生能在一二分钟内，从宿舍区跑到图书馆，这在炎热多雨的南方，是很有必要的。学生宿舍离教学楼最近的只隔30米绿地。

 

经济观察报：现在的深大校园是“白云红荔，草木葱茏，环境优美，景色宜人”。而其建设规划理念更是难能可贵，近年来，各地大学纷纷建设新校区，深圳大学的规划理念值得学习和借鉴。

 

罗征启：关键要认识到，一所大学的主体应该是谁，学校的心脏是什么，到底是为人服务还是为物服务。在当时，一些大学教职工和家属人数比例往往比学生大得多，甚至是几倍，势必出现基建和后勤工作大部分是 “自我服务”，即是为了解决职工家属问题，而且似乎越想解决越解决不了，形成多建职工住宅，越建越缺的恶性循环。我们一开始就想避免这个矛盾，力图把学校建成一个与此相反的模式，使学校中人数比例以学生为主体，最小的队伍是职工。学校里到处都是学生在活动，在工作。他们不仅是“监督”和自己有关的工作，而是直接参与。学校的饭堂服务、清洁卫生、保卫巡逻、秘书管理，几乎都有学生参加，甚至全部是学生。

 

经济观察报：据说，你在担任校长以后，秘书工作就由学生担任？

 

罗征启：我们学校主张独立，鼓励学生们独立，首先是生活上的自立，然后是到事业上的自立。事业上的自立包括要自强，同时在道德品质、思想作风、文明礼貌方面也要自立、自律。我们学校强调自立、自律、自强。自立是基础，自立后才能立人、立校、立国、立天下。不能自立的人谈不上有什么理想的。我们取消了助学金，改成奖学金；取消了包分配，改成了就业指导，要用人单位和同学互相选择；我们鼓励和组织了大规模的勤工俭学，学校鼓励竞争，提高同学们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不仅仅在就业上有竞争，奖学金有竞争，勤工俭学、短期就业都有竞争。

 

我们解雇了深大所有的临时工，剩下一些家属没有办法不能解雇的才留着，其他所有职位都由学生担任，以增加学生勤工俭学的机会。领导和教授副教授都配备学生秘书，这样秘书就是秘书，只能帮你抄抄写写，不能代你起草报告、总结或撰写论文。学校领导和学生的距离就近了。而且报告只能自己写。我自己的秘书就是由六个深大学生交替上班，既没有耽误他们的学习，还锻炼了他们的能力。

 

经济观察报：你还要求，称呼校内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时一律不得冠以其职务，譬如某某校长、某某处长、某某书记等，统一称为某某老师。

 

罗征启：是的。这是清华大学的好传统。刘达到清华担任校长以后，有一次一位同志叫了声“刘校长”，他马上说，“你们清华的传统特别好，都称同志。你不赞成吗？”我们认为，被称为同志或老师是最光荣的，何况高校里所有行政人员都是服务角色，不能有官本位意识。

 

“我们得走另外一条路”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深圳大学处处展示着改革精神。深圳大学的校长带领各系主任到车站迎接新生，这已被传为高校教育界的一段佳话。

 

罗征启：这是当时广东省高教局副局长黄其江同志的建议，我认为很好，一直坚持到1989年。当时深圳对这所大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深圳市的要求是，以改革为动力，建设一所为经济特区提供骨干人才和高端人才培养、高端智力服务、高端科技成果的特区大学，一所走上国际、能够与世界各国高等院校平等交流互相关照的窗口大学，一所努力创新办学体制、积极探索现代大学制度的实验大学。

 

经济观察报：这和你的理念十分吻合。你说过，建一个新的大学，而不是建一个旧的再来改革。要从建校开始，就给人一种与众不同的印象。

 

罗征启：这不是我说的，是深圳市委常委、副书记邹尔康同志多次强调的。我很赞成，坚决执行。刚到深大赴任时很多人问，深圳大学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学校啊？有人就说，深圳大学就是清华的分校，因为校长、党委书记都是清华的嘛，学校主要的理工科老师也都是清华的。我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办社会主义的综合性大学，有“社会主义”就行了，我们搞起来再说。但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要“齐步走”，我们跟别的学校要不一样，深圳大学必须另走一条路，如果我们按照清华的标准，永远赶不上清华。

 

经济观察报：不能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可是现在教育领域似乎仍然习惯于整齐划一，“齐步走”。

 

罗征启：对学生要求一样，一般高，齐步走，谁也不能冒尖谁也不能落后，结果呢，大家都落后了。这就是制度问题了。制度问题不解决的话，学校没法搞。当时全国有1070所高校。我说，就像马拉松比赛，1070所大学比赛，深圳大学是最后一名参加者，人家已经跑那么远了，我这里还动弹不得，即使我们跑得再快，也不可能跑到前面去。所以我们就得走另外一条路。走另外一条路，另外一条跑道，我很有可能就是冠军。深圳大学要想拿到总分第一，是不可能的，但是多拿几个单项冠军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也证明，我们做到了。

 

经济观察报：前两天偶然读到一篇文章，是作者回忆母校深圳大学的。他写道，图书馆的藏书全部开架，可以方便地借阅到港台和外版书籍；从来没有开过全校大会，没有全校广播系统，没有关灯制度，也没有铁门和门卫老太太；学校里没有专门的临时工，打扫卫生的都是本校勤工俭学大的学生；必修课只占全部课程的一半，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校对学生是一种放牧式的管理。等等。当时的深圳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真的很不一样。

 

罗征启：大学要营造一种难得的氛围，一种轻松学习、自由交流的氛围，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的学习应该是主动和无拘束的。我一向主张开放办学、自由发展的教育思想。我们引入“学分制”，提倡自立、自律、自强的“三自精神”，只给予制度上的规范和思想上的引导。有人说，这是“无为而治”。我想说明一下，“无为而治”决不是无所作为。老子道德经中讲“有为”比“无为”要多。他多次强调的是“无为”一己之私利，“无为”虚名，“无为”虚假的政绩，才能有所作为、大有作为。不是什么都不干，就坐等成功。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现在常常被理解错了。只说“无为”，怎么能治呢？1983年来深圳大学之后我就宣布一条，三年内所有的干部跟老师一样都不要出国，除非人家出钱，而且是学术活动的，更不准出国旅游。我们只去香港，因为去香港最近、最便宜而且效率最高。香港是我们中国人的，它已经把世界先进的东西都给中国化了，都是经过中国文化筛选过来的，所以我们学香港是最直接、效率最高的，学香港足够了。到了1986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出去了。结果是反应很好，都说我们学校像个样子了，这就叫“无为”出国，“有为”去香港，“无为”去旅游，“有为”去学习。这样才能“治”。

 

“深圳大学一平方公里也永远有效”

 

经济观察报：深圳大学积极开展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在实行聘任制、学分制、勤工俭学、后勤社会化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和试验，许多教改措施被写进 《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在全国推广。在改革中，和教育行政部门是否产生矛盾呢？

 

罗征启：很难避免，最典型的是我们办半工半读夜大学的波折。还在清华大学工作时，我去罗马尼亚考察，看到罗马尼亚有两种学生，一种就是普通的大学本科生，是五年制的。还有一种六年制的，白天上班工作，晚上读书学习，半工半读，期终考试前一个多月的时间停下工作，复习考试。全部教材、考试内容和文凭和五年制的一样。回来我就想让清华的工人也半工半读，但没有成功。我来到深圳大学后，发现学生勤工俭学是有问题的，一是没有那么多岗位，学生也没有时间去做工作。后来我想招收专科生，本来是两年，现在变成三年，白天做工晚上上课。

 

经济观察报：有点像罗马尼亚的做法。

 

罗征启：差不多是按照罗马尼亚那种体制了。我跟大家商量了七次，最后都同意了。我就写了报告，可是广东省高教局没批，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

1984年春节，蛇口工业开发区的袁庚要我去参加他们的会。发现他办了个培训班，我看到整齐的一大摞毕业证书，比清华大学的硕士证书还要漂亮。我问，你们的证书教育部同意了吗？没有啊。我又问，交通部（袁庚是交通部任命的）同意了吗？也没有。后来袁庚开始演讲，他指着证书说：有人问我，这个证书教育部承认吗？交通部承认吗？我跟大家说，没承认，我认为这个证书合格不合格，同意不同意，不是哪个部门的权力。社会实践是合格的，就是合格的。我宣布，这个证书在我们蛇口工业开发区的五平方公里以内永远有效。

 

经济观察报：很有气魄。

 

罗征启：这个老同志真有气魄，我当时感动极了，站起来说，你这个证书在我们深圳大学一平方公里也永远有效。后面就有学生问，怎么有效啊？我说，平等呗，有这个证书，我们深圳大学所有的文化、体育、科技设施向你们开放。大家都热烈鼓掌。袁庚说，这个校长很够胆，咱们现在有六平方公里了！开完会后，他问有什么困难。我就跟他说了办三年专科生班的烦恼。他说，你不能报，谁让你去报呢？你可以办起来再说，深圳大学常常有中央的领导同志来，来了你就汇报。中央领导听了以后肯定很赞赏，很好嘛，这不就解决了吗？

 

经济观察报：看来袁庚还是很有经验。

 

罗征启：我回去就跟大家商量。原来我们报上去的时候是说要办一个夜大学，当时教育序列里有夜大学。我们就想了一个它没有的：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没有再上报，就开始招生，高教局跑来说不能招生，还没批准呢。我们就辩解说，这是教育序列里没有的，我们办的不是夜大学，也不是职工业余大学，没办法报。就不报了，不去烦扰你们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了。后来又说我们的第一批有一些人没有入学考试，我们说，这些大龄的在职年轻人在“社会大学”里面念了好几年了，他们有很强的学习意识和水平，不成问题了。但是要让他们入学考试的话，别说他们了，我也不行。我们提出“出口严入口宽”的方针。如果学习不合格，考试通不过，就不能发文凭，不能毕业。我们还在学生毕业前增加一个“综合能力考试”，叫做加锁把好出口。1987年第一期学生就要毕业了，但这个班还没有批准。这时李鹏总理第二次来深圳大学视察，我又汇报了半工半读高等专科学院的事。他说，你上次说过了，很好嘛！他回去之后不久，省高教局就催我们办手续，一个星期多就批下来了。前几期的半工半读专科生已经毕业许多年了，深圳市各企事业单位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是否合格，应该可以作出结论了。

 

“学生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

 

经济观察报：和当时所有其他大学不同，深圳大学是不包分配的。

 

罗征启：深圳大学最初的学科是由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各自的优势学科组建的，教师来自这些高校最富时代激情的人，他们来深大是为了理想而不是金钱。

深圳大学中文系主任乐黛云老师有意思，中文系第一届毕业生到1988年毕业，1987年暑假她要求学生多学一些技能，让学生交点钱找解放军学开汽车，她把教学内容也改了，最后一学年大部分课改为英语。教务处来找我，说一个中文系大部分课程变成英语的，还让学生学开汽车！我说，其他大学的中文系毕业以后，分配是有保障的，我们现在不包分配，假如说中文系的学生毕了业之后没事干，你负责还是乐老师负责？他不说话了。我说，你就别管了，中文系跟我谈了，他们培养的学生的第一目标是高级秘书，高级秘书必须是中英文的，必须会开汽车。我就同意他们这么做了。因为找不着工作的话，乐老师会负责的，她不会来麻烦我的。

 

经济观察报：权利与责任是统一的。

 

罗征启：第一期学生毕业，我们非常紧张，不包分配到底行不行？几年以前我们早就喊出去的，现在到考验的时候了。我亲自带队去了两次香港中文大学，请人家给我们讲课，学生怎么去找工作，甚至包括学生的穿衣打扮、对话技巧。我们有一个女学生找工作一次次失败，她自己都没有信心了。后来几位老师研究发现，她不会笑，就教给她怎么笑，结果一试就成功了。

 

经济观察报：第一期学生毕业就业情况不错。

 

罗征启：当时我们都很紧张。学生跟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一样的，只有这样，学生才会尊敬你。在做校长的时候就说，如果把所有的权力全都放给我的话，我肯定紧张死了。

经济观察报：把权力放给你，就意味着责任也压到了你的身上。

罗征启：那我紧张死了，你以为我这么喜欢要这些责任啊，很难受的。

经济观察报：如果说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分权，把权力分了下去，当然责任也就分下去了，如果做得不好将来就可以追究责任，可是现在还是有些人唯恐大权旁落，总是嫌自己管得少，怕下面不听话，大学面对的根本问题还是权责不对等的体制问题。

罗征启：它要让所有的高校都“齐步走”，都要整体化一。招生要管，毕业证也要管，可是出来的学生不合格呢，它就不管了！扩招得这么厉害，可是学生毕业之后找不着工作，怎么办？谁负责？

“我庆幸离开了大学”

经济观察报：虽然你离开大学许多年了，其实你肯定也在一直关注大学。你看，今天大学的问题还是很多。一个问题是，学校不知道自己到底怎么往前走，不知道走到哪儿去，没有方向。

罗征启：没有方向，这是学校最根本的问题。我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大学里度过。我不愿意讲大学的坏话。我庆幸离开了大学，要不然我真的受不了。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教育有许多问题，也有许多机会可以改革。

罗征启：有很多的机会都给丧失掉了。大学作为实施高等教育的地方，我觉得首先是领导体制的问题。第一条是党要管党，要管政治方向，要管思想道德教育；第二条是校长治校，包括学校的行政管理（含基建、财务、人事等），学校的发展，规模和质量的控制等等；第三条是教授治学，指教学科研等有关学术的工作。有些工作是交叉的，共管的。如思想教育，谁都应该管。教学科研工作中也有些属于行政工作，教授聘用和职称提升也不完全是教授会的事。

党要管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这三条一定要有。校长作为一个行政管理人员，他治不了学。有的校长也要管教学行政的，甚至有的也要担任一些教学科研工作，但是他的意识里头必须要明确，对于校长来说，行政管理工作是主要的。行政工作有下级服从上级的问题。但是教学工作和科研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不能下级服从上级。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明白才行。

还有一点，作为学校的领导，在学术上不可能什么都懂，还得靠教授会。教授会有一套很民主的办法。过去的学校啊，像解放前的老北京大学，有的人说办得好。当时的体制不是很清楚，但至少它的行政工作与教学是分开的，学校里面有好几个委员会。清华也是这样，行政不跟教学科研混在一起。我们去国外看他们的大学，约好要谈一个合作。虽然校长到了，但是教授会的主席有事儿晚到，我们就等。因为校长不敢签，必须是校长跟教授会主席一起签。

这个制度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校长不一定全懂，不一定懂科研里面的一些事情，所以必须和教授会主席一起来签。

经济观察报：虽然离开大学不少年头了，这些年大学里的故事还是听到不少吧？

罗征启：有一位学校的党委书记从美国回来说，他觉得有一个问题，过去好的大学都有很多很多故事，老师的故事、学生的故事。像清华大学里，就有陈寅恪的故事、马约翰的故事、梁思成的故事、刘仙洲的故事，很多有意思的故事。但是现在没有了。他在美国找了三十多个从国内一所著名大学出来留学、做研究的学生，想听听他们在国内那所大学里面印象最深的是哪一门课，讲得最好的、最有意思的、最感兴趣的是哪一位老师？能不能讲出一两个故事来？三十几个人全都低头不说。

经济观察报：一个都没有？

罗征启：没有啊。他说，这怎么行呢，我本来是想从他们嘴里听一两个故事，结果没有。他还说1985年他带了一批人来深圳大学考察，深圳大学全都是故事。学生讲老师的，老师讲校长的，校长讲老师的，走到哪儿都有故事。他感慨地说，没有故事的大学就完了。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大师了。

经济观察报：以前大学里是有故事的，现在大学也不是没有故事了。其实还多了些，像是抄袭呀，教授行为不轨啊，这样斯文扫地的故事。

罗征启：清华大学建筑系至今传诵梁思成的故事。1946年西南联大复校后，梁思成马上写信给梅贻琦校长，建议成立营建系。营建系成立，他是第一任系主任，第一期招生，他自己的儿子分数不够，他就坚决不录取，孩子上了历史系。当时清华可以转系，营建系转系的特别多，我上学的时候高年级的很多都是从其他系转过来的。第二年梁先生的儿子想转系，还得考一下，转了两次都没有转成。从此以后，建筑系从来就没有走后门的事发生，谁都不敢，因为梁先生定下的规矩。这种好风气对人的约束是很大的。

好传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可是就是一代人就可以破坏殆尽，所以说破坏起来很容易，再建立很难啊。

 

 金耀基：大学共和国

马国川

教授要升迁是非常难的

经济观察报：你是哪一年就任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

金耀基：我1970年到香港，1977年成为中文大学新亚学院的院长，是中文大学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然后又做了十几年的副校长。到了2002年，因为李国章校长要到政府做教育局长，要我考虑做校长，后来校董会聘请我做校长。我一辈子教书，没有和行政完全分开，但是我没有放弃本业。我在中大35年，唯有这两年没有教书、没有做研究。

经济观察报：成为了专职校长。

金耀基：原来做院长、副校长还上课的，还做研究，等于是兼职院长、兼职副校长。当了校长就没有办法了，哪里有时间教书、做研究？一定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条例，最高治理机构是校董会。校董会主要是两部分人士构成，部分是大学的教职人员，部分是社会贤达之士，包括好多大企业家，因为他们也支持学校。社会贤达完全是义务的。校董会不管学术，只负责与学校行政有关的重要事务，对大学有最后的权力，每一个校长、每一个教授聘任都要经过校董会通过。

经济观察报：教授人选也要报校董会？

金耀基：对，校长准备材料之后报给校董会。材料包括近几年来发表的论文、教学成就。对论文，我们一定要送给全世界本行的权威进行评价。这些人我们都不认识，有英国的，有美国的，偶尔也请国内的权威，但是至少有四个教授，有一个教授说不行的话就通不过。学术界里面同行相忌的情况是有的，假如我们发现三个人都说多么好，只有一个人说多么差，怎么办？大学决定再送给一个这方面的世界级的学者，看他怎么说，假如这个人说不行的话，那就通过不了。假如这个人说很好，就会顺利晋升。总而言之，教授要升迁是非常难的。

经济观察报：这套机制和大陆完全不一样。

金耀基：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但是有这样一个问题——校董会对学术了解吗？

金耀基：很简单，他们对校长上报的材料都很尊重，他们依据外面审查的结果来决定。我们还是相信一些已经有成就的人不会乱讲，因为他要保持自己的声誉。为什么要在世界范围找权威教授？道理很简单，今天的许多学术研究不只是中国人在做，全世界都在做。现在大学里面做的东西，很多是相同的，有共同的标准。是不是有一些东西的确有民族性呢？历史文化元素越多的就越有民族性，这没关系，你不要以为中国的东西只有中国人做研究，外国人也很多，他们也可以看，也有很好的研究工作。所以，一定要客观地审查，这样才能决定教授能不能升迁。

经济观察报：那么聘请教师呢？

金耀基：基本上也是一样，也是送到外面审查资格，最后由校董会决定。如果外面的审查说这个人很优秀，假如他到我们学校来，我们一样会欢迎的。

经济观察报：这样就保证了教师的质量？

金耀基：我们不能说是一点小错误都没有，但是基本上保证了99%。学校要请教授，首先是看全世界这行里很好的教授有没有可能来，我们在全世界的相关学术刊物上刊登消息，让他们知道信息。有的已经在国外一流大学里面任教了，挖不过来，但是也有看到消息愿意来的。比如说有一个统计学的教授，年纪那么轻，却申请做最高的讲座教授。最妙的是他的论文不算多，但是一看他的学生，都是哈佛等一流大学的教授。我很奇怪，马上打电话到芝加哥大学去问，我说你们系里这位先生怎么申请到中大来？对方说，因为他太太不喜欢芝加哥，他自己早年在香港生活过，所以他才愿意到你们中文大学去。

经济观察报：在中大里教授发挥什么作用？

金耀基：第一，校董会里有教授参与，有几个位置是为他们保留的。第二，学术事务上最高的是教务会，有些案子校长提出来希望教务会审查。校长是开会主席，他要酝酿很久，要提出非常服人的理由。

经济观察报：如果学生反对呢？

金耀基：学生反对，也有的。香港其他大学都是英文教学，中文大学是唯一双语教育的，如果不是双语的话，就没办法真正的国际化，没办法请哈佛、牛津的一流教授到这儿教书，学生听不懂，没有意义。所以中文大学里教授不一定能够双语，但是学生必须双语。可是教务会通过之后，学生跟校董会反对，质疑中文大学是不是不应该那么强调国际化。问题闹得不得了，刘遵义校长请我做主席，成立了一个20人委员会，其中有老师代表、校委会代表、董事会代表、学生代表，进行公开的辩论。这样搞了两年，有的人还不同意，认为中文大学就应该中文，到法院去告。

经济观察报：还有人把这事告到法院去？

金耀基：法院审查不是小事情啊。对方请了大律师，上百万呢。中文大学也请了英国人权方面很有声望的人才，最后判我们大学赢了。诸如此类，不是那么简单的。

如何遴选校长？

经济观察报：校长是怎么确定的？

金耀基：也是在全世界范围里面找。校董会成立一个遴选小组，里边有校董会的董事、两名大学教员，有时还听取学生一些意见。遴选小组在确定校长的条件后，委托一个国际性的猎头公司——哈佛找校长也是雇用这家公司——到全世界去找，初步选定十个人。遴选小组经过讨论，最后决定七个，专机邀请他们过来。只说请他来做个演讲，跟师生见见面，大家问一些问题，看他（她）是不是有校长之才，有没有做校长的胸量。这个过程要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遴选小组最后确定一个人选报董事会。董事会一般都会批准，因为这样遴选出来的人选，董事会要反对很难的，所以基本上不会反对。

经济观察报：这和内地完全不一样。现在内地还是任命制，是上级部门委派来的。有人写文章，题目就叫《教授家中坐，校长天上来》。这导致人们对校长不大尊重，甚至很严厉的批评。

金耀基：我发现，大陆很重理工的，许多大学校长都是理工专家，有些还是院士。大陆跟台湾都把院士看得太高，什么都要找院士，太偏向于院士，一定要在院士里找。院士可能是很好的学者，但未必是好的校长。我这话不是贬义，我自己也是院士。学术能力和行政能力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不是有一些校长的确不好？

经济观察报：有些是把校长当作官来做的。大学校长都是有级别的，有厅级校长，有副部长级校长。现在对于内地高校的批评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衙门化，一个是官僚化。很多学校的教授愿意去竞争学校的一个处长职位，因为这个职位掌握了很多的资源。

金耀基：现在的大学真的是非常复杂。美国加州总校校长克尔是我非常佩服的，他说过，大学变得跟城市一样，不像以前很简单，弄几个系，教教书，现在非常复杂。用你的话说 “大学的行政化”，某种意义上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大学找校长不是要求学问最好——当然学问要到某个水准，而是要求管理才能高，尤其对于美国大学很重要的是捐款。中国大概没有这个需要，因为是国家的，但是也要跟外面沟通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是说，大学的行政化是和大学规模的空前增大是有关系的？

金耀基：规模大之后，行政化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官僚化，看你怎么翻译了，我们把它叫做“bureaucracy”，翻译为“科层组织”。科层制是一种建立在理性行动基础上的组织管理体制,最大的特征就是“技术最优性”，但是它也会导致官僚主义的滋生、人性的压抑以及创新精神的窒息等。

经济观察报：一些人可能会把大学作为跳板，比如说从校长当了副省长。

金耀基：大学是国家培植人才的重要基地之一，大学管理得好，可以转到别的上面去，这不一定是坏事。问题是，制度必须保证大学校长懂教育，要有一种专业精神。像美国一般是从这个学校到另外一个大学去，基本上是在教育系统里。校长任部长的不是没有，比较少。

经济观察报：内地大学的官僚化倾向要严重得多。例如，对于教育部搞的教学评估，各大学都非常有意见，但是没有一个校长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因为他们是上级部门任命的，体制决定了校长不是对下负责而是对上负责的。

金耀基：这是制度造成的不好现象。制度应该有一些限制，使得这类问题不出现。现在这个制度里面理性化的东西不是没有，但是这种制度下，可能会产生很多相当不好的效果。在这个情形下，我认为未尝没有一些可以改善的空间，比如说是不是在教育部决定任命之前，要有一些独立的委员会，委员基本上来自不同的大学，让教授也有机会参与。另外就是大学本身有一些委员会，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建议权？

不管是聘任教授还是校长，香港中文大学的做法跟我们重视国际化有关系，成本很高的，花很多时间，花很多钱。大陆的情形当然不同，这么多大学，完全要走这条路的话恐怕并不太现实。再说大陆那么大，人才也够了，审查的话不一定要到外国去，尽量使审查有一种客观性，公信力更强一点。

大学共和国

经济观察报：我理解，中文大学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国际化的制度。

金耀基：刚才我讲的审查制度是国际化的一个环节，因为我们有一个基本前提，大学的知识是世界性的，不只是属于中国的。比如中国研究，中国人在搞，美国、欧洲、日本也有学者搞，所以即使是中国研究也是世界性的。

经济观察报：因此一定要放开眼光，要有国际化的视野。

金耀基：这是肯定的。中文大学是李卓敏校长1963年创办的，这个人雄才大略。他本人是加利福尼亚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经济学教授，曾任该校国际工商系主任，那时柏克莱分校如日中天，几乎压倒哈佛的。1963年李卓敏教授受聘到香港筹办香港中文大学，他说，中文大学是一个中国人办的国际性大学，不是中国大学，也不是英国大学，也不是美国大学。

经济观察报：这个定位是独特的。

金耀基：西方中古大学原来有一个世界精神，巴黎的教授可以到伦敦去，伦敦的可以到罗马去。那时通用语言就是拉丁文，但是到了20世纪下半叶英文取代了拉丁文，成为世界语言。希望中文将来也变成世界的语言，在某种意义上苗头已经出现了。可是在大学里面，中文变成世界的学术语言还有一段距离。例如，物理学通用的是英文，假如不用英文，研究都做不了，因为基本材料都是英文的，要跟同行沟通必须用英文。这是很自然的，因为19世纪大英帝国是 “日不落帝国”，20世纪美国又是用英文的，垄断科技，称霸世界。现在中国的重要大学恐怕不能不用双语，中文是必要的，英文是重要的。

经济观察报：但是因为国力强大了，现在大学里也有反对英语霸权的声音，认为不应该过度强调英语的意义和作用。

金耀基：这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英文已经不是英国人的英文，也不是美国人的英文，而是世界语言。我在德国访问的时候，也不会德文，完全用英文讲的，法国现在也是一样，日本人很多也是用英文。为什么美国不容易没落呢？我始终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有很多真正一流的大学。

经济观察报：虽然经济上出了问题，但是它的大学仍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

金耀基：我认为是，而且最多，仍然在产生世界级的人才。它的学生来自全世界，都是最好的学生，而老师又是世界性的，像哈佛这种地方，有20%多的教授是外来的，不是说这个东西只有美国人可以教，不是的，所以它的学术是天下的东西。

经济观察报：真正实现了学术“天下公器”的理想。

金耀基：大学教什么东西，差不多全世界都相同，只是看谁的水准高。你说重点大学不办文科吗？不办理科吗？不办工程学院吗？不办新闻学院吗？诸如此类。不能说今天我教的物理跟美国不一样，那你搞什么东西？即使是中国文学研究都要有世界的视野。大学的全球性、全世界化就表现在这方面。

经济观察报：大学精神全球化，大学制度全球化。

金耀基：对啊，现在要跟国际接轨，接轨不是要跟非洲去接轨，要跟世界上最先进的接轨。不能说西方理论我们都不要承认，可能吗？这是人类共有的东西，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也是在西方学术的领域里面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不要小气地说这是美国的、那是英国的，世界是一个大学，大学已经是一个共和国。

经济观察报：变成全球大学？

金耀基：有人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件事情，是不是变成全球性的大学是另外一件事情。美国的哈佛等大学都不是全球大学，哈佛也都在问：到底我们对美国的贡献应该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当然也问这个问题，我们对中国人的贡献在哪里？我希望培养的人才是给香港本地、给中国培养的，我不希望学成后都到美国去。但是这些人才呢，其实基本上各国都可以用的。他们可以用我们培养的，我们也可以用他们培养的。

经济观察报：国际化恰恰符合学术“天下公器”的理念。

金耀基：当然了，“天下公器”不错，可是作为一个中文大学，我认为要非常重视把我们中国文化继承下去。大学就是要把文明保留下来、传承下去，世界上一些大学，包括剑桥，一些不常见的语言还在研究，就是为世界保留文明。我个人是批评科学主义的，但是客观分析的时候，必须承认，科学的确把我们整个社会往前面发展了。但是在科学之外，人文很重要。我们是中国人的国际性大学，很多东西跟世界接轨，可是中国的人文跟西方还是不一样，我们中国应该多保存一些，这是我们的责任。虽然是全球化，中国文明里过去的好东西要传承发扬，要不然我们就跟其他任何大学都一样了。

大学天然要求学术自由、学术自主

经济观察报：你对学术自治是怎么看的？

金耀基：英美对学术自治是非常重视的。香港中文大学虽然是在英国殖民地的时候开始成立的，但是一旦成立以后，政府不再干预。是不是完全没有影响？当然也有，但是不大。我认为大学要办得好，它天然要求学术自由、学术自主，因为它要做的工作需要更高的自主性，需要更多的自由。我认识的一些校长也不断地在寻求怎么样保障大学的学术自主性和学术自由。学术自由是自由里面的一个类别，特别是做学术研究，必须要突破很多禁区。

　　经济观察报：大学只是社会里很

多制度的一种，为什么特别强调自主与自由呢？

金耀基：因为它从事的任务是要传授知识，要创造新的知识，就需要培育活泼的、有思想的人，没有自由的环境怎么培养得出来？像苏联时代、中国“文革”时期禁锢得不得了，后来出现了灾难。香港的大学虽然是殖民地时代的产物，但是学术自由、学术自主绝对是有的。严格讲起来，台湾很长时间内也不是那么自由的，也是后来才有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有知识的人最愚蠢，无知识的人最聪明。这是歪理，哪里可以这样讲？当时歪理居然变成真理了，这就可怕了。我看到中国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大学统统变成毒草了，令人痛心。中国13亿人就没有不同的声音了，那怎么行？

经济观察报：开放改革，这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金耀基：中国要发展的话，哪一样不需要好的知识？知识哪里来？得靠大学，靠大学来创造。可是，很多人对大学的功能并不太注意。

经济观察报：内地一所著名大学的校长说，大学是培养蓝领人才的，就是说要培养普通劳动者。

金耀基：这个我不能认同，应该是白领吧。蓝领也需要有相当的知识，蓝领已经不是原来的蓝领了。现在我们越来越了解，今天是知识经济，是一个知识社会，没有一些真正的知识是难以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的知识从哪里来？不是说完全依靠大学，但大学是一个主要地方。

经济观察报：毫无疑问，大学是生产知识、传授知识的最重要的地方。

金耀基：生产知识其实是一个很如实的说法，但是有的人说 “生产”听不入耳，所以就说 “知识创新”。想想看，现在知识主要来源靠什么？是大学。

经济观察报：知识生产或者创新的这种独特性，要求大学必须学术自主。

金耀基：要有很高的自主性，同时要有很高的学术自由。

经济观察报：以前内地一直说，知识来自于生产，来自于实践，来自于科学实验。受旧有认识的局限，人们虽然知道大学重要，但还没有认识到大学真正的价值。

金耀基：这些问题是有的，有些人未必真正了解大学，对中国来讲也是转型社会的现象。

经济观察报：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也出现了大学的功利化现象。

金耀基：美国也有同样的毛病，但是中国的问题可能更严重一点。坦白讲，中国的环境最容易产生这种问题。所以，大学里面要有一些规定，用比较特殊的方法来解决，尽量留住人才。人才保留住了，他本身也可以创业。

例如，一些专业，像法律，是不是可以兼做律师呢？可以啊。大学医学院的医生是不是可以去行医呢？完全不让行医，也许是浪费人才，可是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医学技术和理论方面要有创新，所以全世界每个大学都要想办法怎么把医学院教授的待遇提高，比如说像中文大学，医学院的教授待遇比其他的学院高很多。这是没办法的。真正的方法是人尽其才，西方完全照市场办法做，我们的方法还是不够精致。

经济观察报：香港中文大学在世界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金耀基：全世界很多人在做排名。假如世界上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学术论题的话，是不能排名的，不一样怎么排？就是因为相似性越来越高，在这个意义上讲是可以排名的。在过去的十年、二十年里，英国的《伦敦时报》每年都要做一个调查，连续几年，香港中文大学都排在全世界前五十名里。

经济观察报：那是相当了不得的。

金耀基：全世界大学有两万五千到三万所，《伦敦时报》的大学排名中，包括中文大学在内的香港三所大学排到了前五十名里。大概我们还没有到那个水准，也许一些评价的指标对我们有利。用的指标很粗糙，判断不是那么严谨，所以不可太重视。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过去的三十年当中，香港的大学有相当水准，我们真的是可以排在世界的前列。

经济观察报：香港的大学实际上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走到了世界大学前列去了。这对内地高校的发展应该说是很有启发的。

金耀基：对于内地大学，你比较容易看到坏的地方，我可能看到它进步的地方。我觉得中国大学至少七八所已经很有水准了，这是无可置疑的，中国有13亿人口，多少青年学者都奔向这七八所学校呢，能差到哪里去？不可能的。但是问题也很大。我想恐怕还要再进一步优化，有一个过程。

经济观察报：香港的大学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现代大学制度，反观内地总是不如人意。大家都有一种焦虑，可能是转型期的焦虑，总觉得问题很大、很多。

金耀基：香港的大学，包括美国的大学，不是说没有缺点，缺点很多。中国在大发展中出现一些困难、困境更可以理解，有些是因为发展而出现的问题，有一些是不发展出现的问题。

法国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研究组织学的权威米歇尔，是我的朋友，他到香港来，特别问我：中国在这段时间发展那么快，它的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哪里来的？中国在大发展中变成世界工厂了，需要不同层次的人才，完全靠外国吗？不可能。完全靠“海归派”吗？怎么可能！所以严格讲起来，内地大学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已经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科技管理人才，所以使得中国故事能够写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是很难的。所以有一些西方人观察到现在中国培养的科技人才比美国多几倍，这些话对不对？没有错，但是以后真正要考虑科技人才的创造性，能不能有高度的科学技术修养。说实在话，中国现在的工业还是比较低层次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现成的最好的大学模式，但是有一些运作得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经济观察报：一些制度是有共性的。

金耀基：对，今天已经运行着的大学制度，有很多东西实际上有非常大的共性，是可以用的。我总觉得，大学与整个中国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今天大学的情形差不多就可以看到三十年以后中国整个社会的情形。没有突然一下变化的，这不可能的。不是说中国所有的东西完全靠大学，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靠大学。

经济观察报：正是因为这些，人们对现在的大学批评非常多，比如说大学的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现象，令人痛心疾首。

金耀基：这些是害群之马。当然，如果这类现象出现多的话，就不能说是害群之马了，这就是某些制度上的欠缺，大家要真正去思考一些问题，要优化制度，去弊存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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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深圳大学是哪一年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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